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1篇

首先，从理论方面说，叙事文化学是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叙事文学文本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它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是理论的创新。

其次，是研究范式的创新。宁稼雨先生所说的叙事文化学的研究范式就是故事类型研究。他说：“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中一些不符合的、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这个忽略的、被掩盖的地方主要在于，很多故事类型是跨越文体的，《西厢记》也好，‘王昭君’也好，既跨越小说类型也跨越很多文体。如果我们单纯把它界限在一个文体里面，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故事类型的全方位的、系统的观照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还有一个局限，故事类型跨越了很多作家作品，它由若干个作家作品组成一个故事类型，我们把它锁定在故事类型上，实际是在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基础上另外换一个视角。”③

这样叙事文化学就为我们叙事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以故事类型为中心，进行跨文体跨时代的研究。从故事的源头起，力求“竭泽而渔”，把相关资料“一网打尽”；然后研究在演变的过程中，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社会背景的不同，探讨这些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跨文体的故事类型非常多，从大禹治水、牛郎织女这样的神话到杨贵妃、济公和尚这样的历史故事，可以说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些课题不但有意义，而且有丰富的资料，有拓展的空间。当然，如果是博士论文，还要考虑所选故事类型的大小，要比较复杂的才行。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2篇

18世纪初期，英国文学推崇新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英国文学形成，1815年雪莱、拜伦、济慈等人将英国文学浪漫主义阶段推入更为广阔的文学境界。19世纪后半期，英国文学的题材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婚姻问题、女权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幻想等多个领域。进入20世纪，英国文学经历了爱尔兰文艺复兴和现代主义两个阶段，巩固了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与英国文学不同，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较短，加上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发展的国家，移民较多，因此，美国文学具有庞大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包括殖民时期、革命后、一战前、二战前和二战后。殖民时期经历了印第安人和早期移民文学阶段。革命后形成了民族文学、早期浪漫主义、超验主义、后期浪漫主义、绅士派、废奴文学等多种文学。一战前形成了乡土文学、心理分析文学、现实主义和黑人文学等。二战前经历了现代派和南方文艺复兴阶段。二战后由于战争带给人们的影响使这一时期出现较多样式的文学。按照文学风格的不同将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后现代主义逐渐取代现代主义，形成独具美国特色的文学时期。

二、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

文学评论是文学发展中形成的产物。文学评论随着英美文学的快速发展逐渐繁荣、辉煌。在文学评论的发展初期，可以将读者对作品的看法和评价等作为文学评论的内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文学评论的要求越来越高。评论家通过对文学作品创作风格、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表现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和品鉴，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文学作品的作者也可以通过评论家对自己作品的评论，发现自己创作时的不足和缺陷，接受良好的建议，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的创作思路，从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改进、完善。结合以上对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发展的分析，从语言差异、人本差异分析对文学评论的影响。

1.语言差异的影响。

语言是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交流的载体，英语是英国和美国的主要通用语言。英语可以将作者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思想象征性、表达性的进行传达，因此，英国文学作品和美国文学作品都将英语作为创作工具。从公元450年至今，英语具有1500余年的发展历史，早期的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同之处，随着两国的发展差异，两种语言之间逐渐突显出许多不同。作为一个移民性质较强的国家，美国受经济、政治和自身文化的影响对传统英语进行改进，语言使用时无所顾忌，个性较强，改变了英语传统意义上中规中矩的使用原则，但美式英语仍然保留了传统英语较为核心的内容。美国对优秀文学进行评论时也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性，这种特点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英式英语的历史较为悠久，是传统英语的来源，尽管与印第安语相互融合产生大量新词汇，但英式英语在使用中仍保持传统英语中规中矩、有所顾忌的原则，体现出英式英语的庄严和沉稳，表现出对传统英语的崇敬和尊重之情。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差异使得两者在对英美优秀文学进行评价时出现较大差异。

2.人本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一种体现人类价值、本质、地位、个性和使命的理论。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都在精神主义上推崇人本主义。英美两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不同决定了文学评论中人本主义表现的不同。英国优秀文学评论中体现出较强的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文学表达形式较为压抑、较为保守。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较短，没有遗留问题和历史问题。美国在现展中，更是形成了具有民主、自由、冒险特色的文学氛围，在对优秀文学进行评论时较为激进，同样具有民主、自由、冒险、创造性等特色。

三、结语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3篇

1．“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的原文为Aristo－telousperiPoiētikēs，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iētik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poiētikētekhn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poiētikē）和“技艺”（tekhnē）。poiētikē从动词poiein（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poiētēs），诗则是“制成品”（poiēma）。tekhn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tekhe－，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graphein（“写”、“书写”），而用poiein。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theos）一词来称赞诗人。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到了公元前5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简而言之：在神赋论中，柏拉图通过诗人代神立言的“迷狂说”，剥夺了诗人的理性地位；在模仿论中，他凭借“原型”论的独特学说，仅赋予诗歌以“影子之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的虚妄性质。在柏拉图看来，诗不仅本身远离“真理”，而且还因其常常具有“败坏人性中之理性判断能力”以及“迎合人性中之低劣欲望”的恶劣作用而妨碍人们通向“真理”。以此之故，他坚持要为“理想国”的青少年教育重新编定诗歌教材，删除史诗中不敬神的诗句，同时也坚持要把“说谎话的”诗人赶出“理想国”。⑨亚里士多德未曾营造过“理想国”，所以也无需将被放逐的诗人请回来。然而，他对诗和诗人的看法的确与柏拉图截然不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拥有一个与柏拉图很不一样的哲学立场。在此，他指责Eidos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相，用Ousia（Being）取代其位置；后者作为万物之各是其所是的“本体”（按：也可译为“本质”，这里是取亚氏后期且更加重视的用法），已不是绝然凌驾于可见事物之上或之外的单独存在物了，而是恰好相反，它就寄寓于可见的具体事物之中（亚氏早期思想中的第一本体［ousia］就是个别事物）。亚氏“本体论”所蕴含的一个重大发现便是“共性”（种、属）作为“本体”（第二本体）在本源性和始基性方面要次于同样作为“本体”的个别事物（第一本体、主词），而且，“共性”就寄寓在“个别”之中。⑩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下述诗学论断：“诗”作为“个别”，既可以蕴含着、也能够揭示出作为“实体”或“本质”的“一般”。这可说正是亚氏申言“诗”高于“历史”的哲学基点，同时，他也是基于此，把诗表现“可然”或“必然”事物的“理性”能力归还给了诗人。“诗”作为“技艺”主要源自人獉的天性，神赋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迷狂说”在《诗学》中完全隐退。与“诗艺”切身相关的天性包括“摹仿”（mimēsis）和音调感（harmoniaormelodia）、节奏感（rhuthmos）；在此类天性的表现或抒发之中，人们能够得到“快感”。柏拉图曾指出，“歌曲”（melos）由词（logos）、和声与节奏组成。瑏瑡此处的“歌曲”大致相当于“抒情诗”的一种，而《诗学》对抒情诗始终是不大在意的。故在上述两种天性方面，亚氏尤重模仿，而对音调与节奏则甚少讨论。《诗学》以戏剧为主要的“诗”的“基型”，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诗”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内涵绝不仅限于如何做诗的“创作论”。同时，它的重要性也不仅体现在它对这些问题的实际解答，还恰恰体现在这些问题本身及其所蕴含的予以多重解答或重新思考的可能。和亚氏的其他著作一样，《诗学》长时间被搁置在地窖，后辗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因此它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所产生的影响较小。贺拉斯很可能未曾读过《诗学》。虽然《诗艺》（此处之“诗”仍然是以戏剧为基型）的确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与《诗学》相一致，但这种一致是贺拉斯间接地得自于他人的。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淫荡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黄药眠、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中特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笔者认为，从构成文化系统之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入手，确定诗学在系统中的性质与定位，进一步探讨其在起源、方法、功能、目标以及种类等诸方面的内容和特征，这种“知识论”的进路是今日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建构的一个堪称上佳的路径。换言之，今日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建构，更应该沿着王国维开拓的道路向前推进。受各种限制，本文尚无力依循上述思路进行系统性的尝试，下面仅就方法论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第一，要明白“诗学”在中西文化整体中的定位及其性质、功能以及与其他要素的结构关系。如前所述，中西文化在上述诸方面是有根本性差别的，若以关键的学派、关键的概念与命题为个案，是可以就这些差别进行整体的概括和论述的。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每个具体的诗学问题还会因人、派别、时空的不同而产生或隐或显的差异，这就要求对于每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将此问题在严格的限定之后置于生发与演替的脉络之中进行。第二，要对相关概念做出辨析。所谓“相关概念”，主要是指两种情况：其一，学者用以诠释本国诗学或文学现象的他国的概念，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其二，学者从不同诗学系统中截取过来作为比较对象的概念，如“雄浑”与“崇高”、“纤丽”与“优美”、“道”与“逻各斯”，等等。中国学界在这一方面所做的“比较”工作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诠释中的错位、误读、甚至歪曲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而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展开深入的辨析，在未对研究对象的真正含义具有真切到位的理解之前便展开贸然的“比较”。有的研究者不通外文、不读原著，就敢于进行长篇大论的“比较”，这无疑加剧了错误理解的泛滥。仅就学界较为热门的话题“道与逻各斯”而论，从钱钟书起，中国不少学者便对两者之“惊人相似”表示了浓厚兴趣。但是，“常（原理）、道（言说）”之“道”果真是“逻各斯”的核心蕴含吗？赫拉克利特与海德格尔果真是西方“逻各斯”的真正代言者吗？“逻各斯”与“einai／eidos／ousia”瑐瑥是何关系？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英语教学；文化意识；《高级英语》

1引言

从“人生自有诗意”的诗词大会到“和诗以歌”的经典咏流传，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浓厚的文化与历史的积淀浸润着我们的语言，二者互相交融，不可分离。因此，在语言教学中，教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应注重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陶冶其情操，使其拥有人文情怀。《高级英语》是张汉熙教授主编的英语专业高年级经典教材，其编选的课文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背景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注重文化和背景知识的讲解，使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思辨能力。故本文以该教材第三版的具体课文为例，探寻其中之文化，解读其中之深意，从而探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以期对英语教学有所帮助。

2文化

2.1文化的涵义

百度百科将文化定义为“广泛的知识并将之活学活用与根植内心的修养”。具体而言，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是可见的显性文化。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体现在政治、思想、艺术等方面，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亦为某一社会团体共有的思维特征，不同种族和民族创造不同的文化。人类创造文化、改造文化、享受文化、传承文化。

2.2文化的解读

对文化的解读林林总总，不同角度，不同诠释。哲学中的文化指人类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及其成果。社会学中的文化则指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学习，改进并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学中，英国学者泰勒将文化诠释为“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谈到文化，必将提及文学。文学是“想象的艺术”。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给读者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产生如临其境的审美效果，触及读者的内心深处。同时，文学亦为人学，作品表现的内容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价值观。教材《高级英语》涵盖了政治、宗教、文化、文学、语言等方方面面，结合课文主题，学生将体会其文学内涵，欣赏其艺术性，培养自己的文化意识与思辨能力，提升文学素养与审美观念。

3《高级英语》蕴涵的文化内涵

每课围绕一个主题，皆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如1册第三版第1课《迎战卡米尔号飓风》(FacetoFacewithHurricaneCamille)是约瑟夫•布莱克1970年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短篇小说。作者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69年居住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沿海一带的柯夏克一家和他的朋友邻里顽强抵御卡米尔号飓风的故事。面对破坏力极强的飓风，主人公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文章向读者展现了家人邻里朋友同心协力抵抗飓风的经过，深刻揭示出“没有什么比人更重要”的主题，体现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人与自然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应对自然灾害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讲解本课时，对比2008年我国的汶川大地震，学生会深刻理解文章，领悟生命的意义，珍惜自己，珍惜家人，珍惜别人。《高级英语》每一课都可圈可点，下面结合具体篇章，着重从美国历史与文学、美国黑人文化遗产和英语发展史三个方面诠释其文化内涵：

3.1美国历史与文学

蒙曼老师在中国诗词大会点评时曾说文史不分家。1册第6课《马克•吐温———美国的镜子》(MarkTwain———Mir-rorofAmerica)皆为此例。作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的一生以及其创作的名篇佳作，其一生恰逢美国内战、西进运动、淘金热等历史，正可谓美国的一面镜子。萨缪尔•兰亨•克莱门做过排字工、引航员、士兵和淘金者，最终转向写作，并取了马克•吐温这个笔名。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度过的。在那里，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许多奇闻轶事，为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的母亲河，孕育了美国早期经济的繁荣。正如中国人对长江黄河真挚的情感一般，美国人也对密西西比河有着无比的感恩与喜爱。马克•吐温的经历和受到的磨炼无不受这条河流的影响。因此，赏析作品时，讲解密西西比河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教学的美育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感知并赏析较高层面上的美好事物，体味更多的生活乐趣。文学作品往往是再现过去的沧海桑田，反映的是作者的经历与感悟。因此，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必将被深深烙印在其作品之中。在鉴赏文学作品时，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其相关经历的讲解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并掌握作品的精髓。

3.2美国黑人文化遗产

1册第7课《外婆的日常家当》(EverydayUseforGrandma)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对黑人母女对待外婆缝制的两床被子的不同态度。小说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现了主人公的性格和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时期以及黑人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黑人民权运动”和“文化民族主义”的相关背景知识对学生深入理解作品有着重要的作用。小说中，迪伊视象征文化遗产的被子“不是日常使用”而是“挂起来而欣赏”。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被子是由外婆用旧衣服拆下的碎片拼起来，并由姨妈和母亲在缝被架上缝制而成。一床是单星图案，一床是踏遍群山图。两床被子的历史既是这个家族的历史，亦是黑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子代表着这个家族，向世人诉说着其历史和构成。母亲和麦琪珍藏这两床被子实则是对家族传统文化的守护与继承。在教学中，应深入挖掘文中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拓宽其知识面、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3.3英语发展史

2册第1课《酒吧闲聊和标准英语》(PubTalkandtheKing'sEnglish)告诉读者酒吧闲聊的独特之处，作者以其切身经历揭示了文章的主题。文中两种形式的语言交替出现，既有口语化的表达，又引用了不少历史和文学典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语发展史，这必然要谈及英国的历史。二年级所学的《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一单元介绍英国的部分，为同学们提供了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理解课文。文中着重提及了诺曼征服。1066年，征服者威廉入侵不列颠，并带来了海峡对岸的法语。此时法语成为上层阶级和官方的正式用语，大量法语词涌入英语。读到这里，同学们自然而然地理解了为什么英语中会有那么多的法语词汇，且这些词汇通常用于正式语体，属文雅之词。此外，本文还谈到了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们》和大仲马的《三个火》以及作家奥登和福斯特，极大地开阔了同学们的文学眼界。从语言学的角度，诠释了人类语言的特性，帮助同学们回顾了语言学的知识；从文化的角度，除讲了英国的历史，还涉及澳大利亚的历史和英国的酒吧文化，在二年级的文化课均有提及。因此，本课将语言知识融入到历史、文化、文学、语言学之中，让学生通过阅读作品，感受、体验、理解并赏析，从而获得美感享受，领悟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

4结语

《高级英语》编选的文章，主题体裁各异，但均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因此，将语言知识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并使用语言，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旨，而且也使学生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深层的文化底蕴，从而激发和培养其对文学的兴趣。教育的精髓在于培养有文化涵养、文化品位和文化品味的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建设者。因此，英语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搭起不同文化的桥梁，传承发扬人类璀璨的文化；在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本功的同时，培养其文化意识，使其成为国际化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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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秀白.英语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3]王慧博.高级英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12-213.

[4]王新杰.密西西比河———马克•吐温创作的源泉[J].时代文学(上半月),2010(6):128.

[5]张汉熙,王立礼.高级英语(第三版)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6]张汉熙,王立礼.高级英语(第三版)2[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7]赵晓囡.解读《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论[J].作家,2010(8):37-38.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5篇

公认的最早的“异乡人”系列小说，当推埃及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在1938年发表的《东方来的小鸟》。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本人的自传，与他曾在巴黎留学的数年生活息息相关。这部小说后来被认为是异乡人小说的开山之作。该小说取材于陶菲格•哈基姆在巴黎留学期间的见闻。小说的主人公是埃及青年穆哈辛，他被父母送往法国留学。穆哈辛是一位热爱学习与读书的青年。他刻苦而又低调，在小说中，他常常在灯火暗淡的图书馆中潜心阅读，他最爱看的小说是柏拉图那本《理想国》。与穆哈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西方学生，他们热爱运动喜欢参加社交娱乐。穆哈辛的爱好是写作与艺术，穆哈辛虽然在大学中学习法律但他更热爱戏剧与音乐，在法国有大量的剧院，这让穆哈辛倍感欣慰，他常常独身一人出入其中。小说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穆哈辛在剧院听音乐时的情景。穆哈辛最喜欢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在聆听这些音乐的美妙时，穆哈辛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大与迷人。穆哈辛在法国的大学里也结识了一些当地朋友，法国青年安德里便是其中之一。虽然两人过从甚密，但两人在生活态度上却截然相反。穆哈辛是东方文化的理想主义，而安德里则很务实。两人对对方的思维都不敢苟同。在法国留学期间，穆哈辛恋爱了。穆哈辛喜欢上了法国姑娘苏琪，苏琪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穆哈辛多次鼓起勇气想向苏琪表白，但是穆哈辛却因为自幼生长在东方社会，对传统礼节十分自已，无法敞开心扉，最终导致两人关系越发疏远。不过，这一切都被好友安德里看在了眼里。在安德里的鼓动下，穆哈辛终于决定大胆追求苏琪。穆哈辛突然变得活泼开朗起来，还为苏琪送上了一只可爱的鹦鹉，于是苏琪接受了穆哈辛，不过没过多久，苏琪就与穆哈辛分手了。穆哈辛这次短暂的恋爱并不是西方人那种情欲与肉欲交融，相反，是具有东方柏拉图式的恋爱，是精神上的痛苦多于肉体上的欲望。小说中还有一位主要的角色，那就是俄国工人伊凡。伊凡在西方社会中处于下层，但身为留学生的穆哈辛却与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小说加入这个人物，其实为了表现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也为了突出东方文明对于下层人民深厚的感情。俄国工人伊凡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其中启发性的人物，小说中很多关键点都由这个叫做伊凡的俄国工人所揭示。伊凡在地理上是一个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人物。作者通过塑造伊凡的形象，并借助伊凡之口表达了中西方文明的差异———“西方探索大地，但东方探索天空”。这句话颇具诗意，似乎还有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影子，它深刻地揭示了作者所了解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虽然言简意赅，却也不失深刻。其实，作者想通过这部小说，表现出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在于物质与经济，但是却缺乏东方世界的纯真与高尚。西方重视物质文明，东方更侧重精神文明。

2《移居北方的季节》:不可调和的两种文明

20世纪6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出生的作者，他们所处的年代是阿拉伯世界落后、贫苦的年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救国意识和民族责任感去西方学习，希望终有一天能回到祖国，重振祖国的繁荣。《移居北方的季节》一书描写了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在英国伦敦的生活，在穆斯塔法•赛义德眼里，伦敦是一座腐朽堕落的“罪恶之城”。他从骨子里憎恨这座城市，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穆斯塔法•赛义德是在24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他毕业后在学校里做了一名讲师，在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后，穆斯塔法•赛义德开始变得放荡不羁，沉溺在享乐之中。但他也是矛盾的，他有来自东方人的强烈自卑感。赛义德虽然在英国结婚生子，却不能安于此。他与多名女性长期交往，后来还杀死了她们，因此穆斯塔法•赛义德被判入监狱。出狱后，他开始憎恨西方文明，独身一人回到了苏丹隐姓埋名，不提当年。在苏丹他与一名女子结婚生子，生活渐渐安逸起来。可一次酒醉后，他用英文朗诵了一首诗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失意的穆斯塔法•赛义德选择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部小说不是单一主线的小说，相反，小说以“我”的口吻叙述了穆斯塔法•赛义德的一生。我与穆斯塔法•赛义德是朋友，在穆斯塔法•赛义德死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与穆斯塔法•赛义德选择“报复”式的毁灭不同，“我”希望找到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融合点，希望可以为两种文明的融合努力。这部小说很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巨大矛盾:一种是苏丹历史上的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矛盾，另一种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龃龉。小说主人公对他的西方妻子是又爱又恨，他内心里有东方文明的根，而又热衷于西方文明的物质文化，这种精神分裂般矛盾让他最终选择了毁灭。这部小说试图找寻两种文化之间的“融点”，但也仅仅停留于此，并未脱离描绘现象的苦恼里，归根结底没有找到答案，这无疑又是悲剧的结尾。这部小说相比于《东方来的小鸟》来说，对东西方文明的描写更加深入，也更加接近精神内核。苏丹长期被西方国家殖民化统治，长期受到压迫，骨子里有对西方文明的仇视。西方文明确乎有许多高明之处，但东西方文明又不是可以简单地融合起来的事物，穆斯塔法•赛义德的死无疑预示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不可调和”。这部小说试图寻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集而无果。

3《杜鹃钟》:两种文明的美与丑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6篇

如前所述，关于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存世的最早文本是多卷本《弗莱德加编年史》。“弗莱德加”（Fredegar）是近代早期西方文献学家为这套编年史著作“设定”的编撰者名字，至于其编撰者是否真的名曰“弗莱德加”，甚至这套史书是否为同一个人所编撰，至今尚无定论。①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编年史书最终完成于7世纪中期。这套史书包含6部编年史，其中，前5部是对已有编年史或其他史著的摘编和补充，第6部则是由“弗莱德加”个人编撰的史书。后来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将这6部作品整合为4卷本史书，其中，5部摘编补充类史书被置于前3卷之中，“弗莱德加”亲自编撰的“第六编年史”则被列为第4卷。②有关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一文本出现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该卷史书的底本是成书于4世纪的古罗马史书《编年史》（Chronicon），其原作者是尤西比乌（Eusebius，约260—340年），以希腊文写成，涵盖时段从“创世”至4世纪早期。尤西比乌的这部作品后由哲罗姆（Jerome，约347—420年）译为拉丁文，并增补了325—379年间的罗马帝国史。在尤西比乌与哲罗姆“合作”完成的这部《编年史》中，曾有述及特洛伊战争以及幸存者西迁之事，在“特洛伊陷落后的第一位拉丁人国王”标题下，有这么一段文字：“特洛伊陷落之后的第三年，亦有人说是在特洛伊陷落八年之后，埃涅阿斯（Aeneas）统治了拉丁人，历时三年；这些拉丁人后来被称为罗马人。”①《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就是在这段文字的前后开始其“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这一族源铺陈的，其中，最具文本价值的说法主要集中在第4、5、6、8这几节当中。鉴于这几段文字对于法兰克人的“特洛伊族源说”具有无可替代的源头意义，为明晰其来龙去脉，这里有必要撷其要义，转录如次：4.法兰克人由此肇端。他们拥立的首位国王名曰普里阿摩斯（Priamo），后来，又拥立弗里加斯（Frigas）为王。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诸多史书均有交代。后来，他们分作两支。一支来到马其顿（Macedoniam）……这些人与当地居民联合在一起之后，子嗣日多，人丁兴旺。正是从这一部族中，造就出英勇盖世的马其顿武士。他们的英名后来在国王菲利普（Phyliphy）及其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ri）时期得到了印证。……5.另外一支先是到了弗里吉亚（Frigia）。……他们又从弗里吉亚出发，携妻带子，途径许多地区。他们从其内部推选法兰吉奥（Francione）为王。后来，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名字，这些人被称作“法兰克人”（Franci），这是因为，据说这位法兰吉奥在打仗的时候非常英勇。……后来，他们转赴欧洲，在莱茵河、多瑙河及大海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安顿下来。6.就是在那个地方，法兰吉奥去世。由于战事连绵，他们的人员已所剩很少，此后，他们从其内部推举多位公爵（duces）主政。他们和公爵们一起，不断反抗外族人的控制，这一局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及至执政官庞培（Ponpegi）时期，情况出现变化。庞培不仅和他们开战，而且和居住在德意志地区的其他部族兵戎相见，最终将其全部纳入罗马的控制之下。不过，法兰克人很快就与萨克森人（Saxonibus）结盟，摆脱了庞培的控制。……这些事情过后，直至今天，再没有任何其他部族能够征服法兰克人。相反，倒是法兰克人能够让其他部族臣服于他们的权威。……按照传说，出自同一族源的还有第三个部族，即土耳其人（Torcorum）。……从特洛伊陷落到奥林匹克纪年元始，其间历时406年。8.……也就是在此时期，出现第一位拉丁人的国王，这些人也是从特洛伊逃出来的。因此，他和弗里加斯源于同一个家族。……据说，埃涅阿斯和弗里加斯是兄弟关系。[4]从法兰克人“特洛伊族源说”得以发端的文本语境中可以看出，“弗莱德加”借以展开法兰克族源叙事的核心摹本是拉丁罗马人的“特洛伊族源说”。早期的口头传唱阶段可以暂且不论，仅就有稽可循的文本材料而言，从公元前9—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算起，经过公元前1世纪晚期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到4世纪尤西比乌、哲罗姆的《编年史》，罗马人起源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说法在地中海世界已流传千余年。虽然说法兰克人在族源传说上仿效了罗马人，但其手法却是颇为精妙的，即，在原有的“罗马特洛伊世系”之外，另立一个与之平行且对等的“法兰克特洛伊世系”。概略而言，从有关法兰克族源的上述第一份文本材料中，可以读出以下几点核心要素：第一，久远。法兰克人的祖源地位于千山万水之外的遥远的亚洲，其始祖是特洛伊末代国王普里阿摩斯；从特洛伊城陷落之年算起，到该文本撰写之时，法兰克人的族源史已近1800年。第二，名门。法兰克人是弗里加斯的后代，弗里加斯与罗马人的先祖埃涅阿斯“据说”是兄弟关系；与法兰克人同宗的还有马其顿人，马其顿人的杰出领袖亚历山大大帝因此亦与法兰克人有着亲缘关系。第三，英勇。法兰克人是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其直接始祖法兰吉奥便是英勇的化身。第四，独立。法兰克人有着悠久的独立传统，即便有过短暂的臣服史，但也从未失去抗争的斗志，而且很快又重获自由，在此之后，再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征服过。第五，优越。法兰克人有着傲视群雄之气概，他们不仅打败了罗马人，而且有能力让其他民族俯首称臣。从篇幅上来说，《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对法兰克族源的叙述只有区区几个段落，自然无法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及古罗马的《埃涅阿斯纪》等鸿篇巨制相提并论。但是，它却是在依附于上述这些史诗作品的基础之上另辟新章的，因此，不论其篇幅是长是短，其叙事背景与场景终究是异常恢宏的，它不仅让这一叙事自然而然地浸染上浓重的经典史诗的风采与格调，而且也自然而然地赋予读者以史诗般的想象空间。在此之前，法兰克人一直被视为文明世界之外的“化外边民”，然而，通过“弗莱德加”的这一叙事，法兰克人便在瞬间得以摇变为文明世界的恒久成员，他们不仅和罗马人宗族同宗，而且较其更加出类拔萃。

二、承上并创新的第二文本

对于先祖、族源之类的玄妙往事，始创固然重要，但只有经过不断重复和深度演绎，才能够固化为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才能成为具有内向力的族群文化精髓。如果说《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借助于对尤西比乌、哲罗姆的《编年史》进行“补充”而首次将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付诸于系统化的文本材料的话，那么，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法兰克人的这一族源故事则得到再次确认，而且，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增补和扩展。《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的底本是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deTours，538—594年）的《法兰克人史》。在《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中，格雷戈里用了整整6页的篇幅对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进行梳理和考证，但是，对于其源头以及早期统治者的具体情形，格雷戈里在表述上显然相当谨慎并存有诸多悬疑。关于法兰克人的族源问题，格雷戈里表示，他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传说”，即，“一般传说，这族人来自潘诺尼亚，起初移殖于莱茵河畔，后来渡过了莱茵河，穿越了图林根。”至于其早期统治者，格雷戈里更是明确表示其所知甚少：“关于法兰克人的国王，许多人都不知道按顺序谁是第一个”；在对前世相关史书作了全面翻检之后，他进而得出结论：“这就是流传下来的编年史家给我们留下的有关法兰克人的记载，但是其中没有记录任何国王的名字。”叙史颇为严谨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族源及早期统治者问题上留有巨大的可供继续探究的余地，而这也就为“弗莱德加”再次提供了将“特洛伊族源说”植入其中的机会。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涵盖的时段极为漫长，从其所知的源头写起，一直写到克洛维的祖父墨洛维时期。为了配合“特洛伊族源说”的植入，“弗莱德加”将格雷戈里这段完整的长篇叙事拆散，化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3卷中的第2—9节，然后将相关内容嵌入进去，其增补和扩展的核心文字如下：2.关于昔日的法兰克人国王，神圣的哲罗姆（Hieronimus）在其著作中曾有言及，诗人维吉尔（Virgilii）在更早的时候在其作品中也曾谈到过：他们拥立的第一位国王是普里阿摩斯（Priamum）；由于尤利西斯（Olexe）施展计谋，特洛伊沦陷，于是，他们离开了那里。后来，他们又拥立弗里加斯（Frigam）为王。他们分作两支。一支去了马其顿（Macedonia）。另外一支则因弗里加斯之名而被称为弗里吉亚人（Frigiis），后来，这些人穿过亚洲，在多瑙河岸及海边住了下来。后来，这部分人又出现第二次分裂，其中的一半人马拥立法兰吉奥（Francionem）为王，他们再次出发，前往欧洲。他们携妻带子，侵入欧洲之后，在莱茵河畔安顿下来。在离莱茵河不远的地方，他们试图依照特洛伊城的式样重建一座城池，而且也将之命名为特洛伊。这个工程虽已开工，但最终并未完成。留在多瑙河岸边的那些特洛伊人……被称为土耳其人（Turchi）。其他那些人则因法兰吉奥之名而被称为法兰克人（Franci）。后来，他们和诸位公爵一起，一直拒绝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5.在这之后，因为诸位公爵都已死去，法兰克人又像从前一样，还是从过去那一家族选任国王。9.和昔日的情形一样，法兰克人郑重其事地要在他们当中推举出一位长发国王，亦即要从普里阿摩斯、弗里加斯和法兰吉奥那一世系中寻找合适人选，最终，他们将里歇梅尔（Richemeris）之子提乌德梅尔（Theudemarem）推选为王。……后来，作为部族中最为合适的人选，其子克劳迪欧（Chlodeo）继承了他在王国中的职位。……有传言说，某年夏天，克劳迪欧和他的妻子在海边逗留。中午时分，其妻下海沐浴，被一个长得颇似海神的五角牛海怪（Quinotauri）相中。后来，她怀了孕，使她怀上孕的可能是那头海怪，也可能是她的丈夫。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墨洛维（Meroveum）。就是依据他的这个名字，法兰克诸王后来被称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Merohingii）。[7]从叙事逻辑来看，上述文字与法兰克族源叙事的第一文本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其中的第2节，除了增加“在莱茵河不远处重建特洛伊城”这一细节之外，几乎就是第一文本的缩略版本。不过，从整体布局（第2—9节）来看，第二文本在表述上更具逻辑性，没有出现第一文本中那种比较明显的语句重复现象（本文在前述的第一文本引文中略去了此类文字）。此外，在法兰克族源叙事的处理方式上，第二文本也显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叙事重点出现变化。第一文本曾着重描绘法兰克人辉煌的尚武传统、与罗马人的同宗同族关系以及在战场上比罗马人更高一筹，等等。但是，到了第二文本中，除了提及法兰克人“一直拒绝外族人对他们的统治”之外，尚武、同宗、优越之类的描述全部隐而不现，甚至在整个第2节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罗马人”这些字眼。这种变化看似有些奇怪，似乎表明作者在回避法兰克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族源关联，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与前后两个文本各自的语境是相契合的。第一文本是对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初次阐述，因此，它必须尽可能地要从多个维度对这一族源的方方面面进行周延而全面的描述。第二文本的写作目的则有很大不同，其主要任务在于对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所提“不知谁是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这一困惑的回应，也就是说，“弗莱德加”是在以第一文本为基础，通过“特洛伊族源说”来解决格雷戈里的困惑。从写作的针对性来说，第二文本的这种处理方式是较为精炼且恰到好处的，而且与第一文本之间构成了鲜明的承接关系。其二，叙事线索延及当朝。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一文本是依附于古典著作而展开演绎的，在历史时段上自然有其无法逾越的局限。如前所述，作为第二文本的依附对象，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节则是一段贯穿古今的长时段叙事，其下限已述及当政的墨洛温王朝传说中的始祖墨洛维。从前引的第二文本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对《法兰克人史》的相关文字进行摘编和加工的同时，“弗莱德加”不失时机地将“特洛伊族源说”与墨洛温王朝及其“长发国王”联系在一起，即，在经历了一段群雄逐鹿的公爵主政时期之后，法兰克人又重循惯例，开始从普里阿摩斯传承下来的那一以长发示人的特洛伊世系中推举自己的国王。虽然这一王朝名曰“墨洛温”，但其本质上依旧是万世一统、绵延不绝的“特洛伊世系”。有关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上述两个文本虽然被分置于不同的场合，但其叙述系统却是一体的，如果说第一文本是法兰克“特洛伊起源说”的奠基和全面铺陈之作，那么，第二文本则是在法兰克“现代史”语境下对这一族源说的活用，它并非是对第一文本进行简单的重复，而是选择性地运用第一文本材料，并将之与后续的法兰克史事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2卷和第3卷中两次出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说”，既不突兀，也无龃龉。如果说这两个版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相比之下，接下来要讨论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第三文本则是完全的别有洞天之说了。

三、独立成篇的第三文本

《弗莱德加编年史》所载法兰克史事截止于642年。半个多世纪以后，即大约在727年，法兰克境内又出现一部以法兰克人整个历史旅程为叙述对象的“通史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关于该书的作者信息及成书过程，后人一无所知。该书篇幅不长，译成汉文后尚不足5万字。全书由53章组成，其中，第5—42章中的内容大多取自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从法兰克通史角度来看，真正使得这本佚名著作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是第43—53章，这部分内容涉及642—721年间的法兰克史事，而这部分史料在法兰克历史上又具有惟一性。正因如此，佚名著作《法兰克人史纪事》与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以及“弗莱德加”的《弗莱德加编年史》一道，被视为墨洛温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三部史著。不过，就本文所论主题而言，使得《法兰克人史纪事》价值凸显的还不是其末尾的这11章“惟一性”史料，而是其开篇第1—4章对法兰克族源的特洛伊追溯，此即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第三文本。为了便于考察这一文本与前两个文本之间的异同，这里也有必要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1.……在亚洲，有一个被称为伊利昂（Illium）的地区，特洛伊人的那个城市就坐落于此。……希腊人对该城进行围困，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城池失守之后，僭主埃涅阿斯逃往意大利……。特洛伊人还有其他一些首领，其中的两位分别是普里阿摩斯（Priam）和安忒诺耳（Antenor）。他们带着1.2万名劫后余生的特洛伊士兵，乘船来到塔奈斯河（Tanais）岸边。他们驶入莫提斯沼泽（MaeotianSwamps），然后越过附近的潘诺尼亚（Pannonias）边境。他们开始在那里创建一座城市，以此作为追忆其过往历史的依托。他们将该城称作西干布里亚（Sicambria）。……2.在这一时期，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Alans）起兵反抗皇帝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以及罗马民众。……阿兰人溃逃，他们渡过多瑙河，进入莫提斯沼泽地区。接下来，这位皇帝宣布：“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们能够进入这些沼泽地，去把这群腐朽堕落的无用之人给打发掉，那么，我就将免除他们的十年贡赋。”于是，特洛伊人……和一些罗马人一道进入莫提斯沼泽地，将阿兰人赶了出来，然后挥舞刀剑把他们砍倒在地。这些特洛伊人冷酷无情、大胆勇敢，正因如此，瓦伦提尼安皇帝把他们称作“法兰克人”（Franks）。在阿提卡方言（Attictongue）中，“法兰克”（Frank）一词的意思是凶猛残忍。3.十年之后，前文提到的那位皇帝瓦伦提尼安向法兰克人那里派去一批收税官，试图让他们按照旧有惯例重新缴纳贡赋。与收税官们同去的还有一位来自罗马元老院的公爵，他叫普里马里乌斯（Primarius）。然而，法兰克人毕竟是一群凶狠野蛮之人……他们埋下伏兵，杀掉了那些收税官。4.皇帝……下令军队采取行动，让他们前去讨伐法兰克人的军队。皇帝的这支军队由罗马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士兵组成，其统帅是阿里斯塔尔库斯（Aristarcus）。……普里阿摩斯是法兰克人当中最为英勇之人，他也死在了战场。法兰克人……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他们开始溃逃。就这样，他们离开西干布里亚城，辗转来到莱茵河的最下游地区……其首领分别是普里阿摩斯之子马尔科梅尔（Marchomir）和安忒诺耳之子松诺（Sunno）。不过，在松诺去世之后，他们采纳建议，打算像其他民族那样，也能由一位国王来进行统治。向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是马尔科梅尔。他们把他的儿子法拉蒙（Faramund）选了出来，将之推举为御临于他们之上的长发国王（long-hairedking）。然后，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威索瓦斯（Wisowast）、威索加斯（Wiso-gast）、阿罗加斯（Arogast）和萨利加斯（Salegast）。……从上引材料来看，这个“特洛伊族源说”第三文本在叙事逻辑上似乎显得颇有条理，环环相扣，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而且颇有史诗般的格调。不过，如果和《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个文本存在两个极为明显的异常之处：一是框架问题。在法兰克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文本仅仅是在极为宏观的大框架上与第一、第二文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除了“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这一基本共同点之外，该文本与前两个文本几乎找不到契合之处。二是时空问题。从第一、第二文本的表述来看，“弗莱德加”对古典作品（特别是哲罗姆的作品）是有精深研读的，对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以及墨洛温王朝前期的历史也是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在这方面，第三文本则不足言说，不论是对特洛伊人物的排序，还是对古罗马历史的描述，抑或对法兰克早期史事的追溯，该文本都表现出天马行空般的时空错乱。关于第三文本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舛谬与嫁接，只要对这一时期的欧洲史稍有了解，均不难做出判断，在此无需细解。实际上，这一文本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关键已不在于其表述是否准确，而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换言之，对于这样一种文本，一方面当然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荒谬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之当作一种无序但有用的社会记忆，从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文化史的维度进行认知和把握。可以说，由第三文本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史信息是颇为丰富的，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第三文本的产生具有独立性。虽然在此之前《弗莱德加编年史》已经勾勒出一幅完整而系统的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但其后出现的这个第三文本在内容上与之几乎毫无交集，这就基本表明，《法兰克人史纪事》的作者是在对《弗莱德加编年史》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作自己的这部“史书”的。这其中可能既有《弗莱德加编年史》在当时条件下传播范围有限之因素，也可能有第三文本作者本身涉猎不广之缘故。其二，“特洛伊族源说”具有多元性。既然第三文本是在独立于《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环境下出现的，那也就似乎表明，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亦即在七八世纪，法兰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故事应该流传颇广，且有多个不同的版本。由此也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第一、第二文本应该并不是“弗莱德加”个人在书斋里的凭空创造，它与既有的高卢—法兰克文化传统应该有着一种相互滋养的联动关系。其三，法兰克社会的族群矛盾出现转向。在《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罗马人的霸权以及法兰克人的“独立运动”是叙史重点。然而，到了8世纪前期的《法兰克人史纪事》这里，罗马人似乎已经算不上是一种威胁，甚至说已经变成用以展示法兰克人勇猛、善战特质的一种衬托。从第三文本的言词中可以看出，法兰克人的主要敌人并不是罗马人，而是“邪恶而堕落的阿兰人”。①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论是《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还是《法兰克人史纪事》中的第三文本，对于其落笔为文的具体过程，后人均无从知晓。不过，从三个文本的字里行间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差别。第一、第二文本在叙述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时，明显具有引经据典之特色，不论其所述之事是否符合历史本原，两个文本总能做到有其出处。正如“弗莱德加”本人所言：“如有读者对我所写的内容产生怀疑，那么，他只需去查一查原书原文，他会发现，除了真话之外，我什么都没说。”正因如此，这位“弗莱德加”在中世纪史学史上又有“学者”之别号。与第一、第二文本相比，第三文本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让前者，但它在内容组织上显然具有民间传说之色彩。作为绵延一千余年的历史记忆，经过代代转承、层层剥离，到了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社会，特洛伊传说原本具有的层级与顺次已完全乱作一团。即使是刚刚过去几代人的自身近世历史，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也逐渐混沌起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特洛伊与法兰克的混合物也就只能更加含混不清。大致可以认为，这个第三文本应该可以被归类为法兰克“特洛伊族源说”的“民间版本”。尽管如此，在目标指向上，它与第一、第二版本却是高度一致的：法兰克人是特洛伊英雄的子嗣！

四、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情境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7篇

传统陶瓷艺术教学中老师们应该适当的创新改革一下。首先，老师们应该以更加丰富的知识充实自己，这样才能使课堂知识新鲜丰富生动起来，保持学生们的新鲜感，才能充分的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理论结合实践。陶瓷艺术课中如果只是空洞洞讲理论的话，即是兴趣多么浓烈迟早也是会消散的。老师们可以在陶瓷艺术课中适当的增加实践课的比重，使得课堂不那么乏味单调。最后，在陶瓷艺术理论课的讲解方面，力求把深层次的东西挖的更清晰明了，这样学生们才能更好的领悟和掌握陶瓷艺术的理论知识，才有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2现代模式的陶艺教学

现代陶艺虽然仍以传统陶艺为基础，但是经过现代的一些思想艺术流派的影响，在一些观念和部分技艺上已经大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有了自己的工艺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情感在现代的陶瓷艺术作品中融会贯通，对于同一陶瓷艺术作品，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在陶瓷艺术课的教学中可以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会使课堂生动活泼起来，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互动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以各自的文化交流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化的历史文化产物具有极大的魅力。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片沃土的成功典型去发扬陶瓷艺术。陶瓷艺术技法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老师应该积极的引导学生从作品中吸取经验，同时还要能够举一反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掌握，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创新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所以对于现代的陶瓷艺术教学和学习亦是如此。老师们应该着重的去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以及提高其创新能力，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有毅力。因为所有的创新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他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繁复实践才能得以证明。所以老师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挑选一些视频去给学生们看，让他们知道好作品的产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期间需要历经多少的风风雨雨，让同学们明白任何事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成功的，让学生们能有所领悟、有所感想，这样不仅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斗志，还能从侧面达到育人的目的。

3总结

文化文学意识论文范文第8篇

随着组学技术渗透至检验领域，使得检验医学朝向分子化、标准化、网络信息化发展，也使得检验医学要跨越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间的屏障，并与之紧密交叉配合，从而产生转化检验医学这一崭新的理念。通过各种先进的转化检验方法，可发现个体的差异(如个体基因差异)，从而进行个体化医疗。可见转化检验医学和个体化医疗均是转化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转化检验医学相对传统检验医学有以下特点:①传统检验医学主要功能是参与诊断疾病，而转化检验医学除了参与诊断疾病之外还能指导临床用药和治疗。比如，转化检验医学可依据个体基因差异，解决该个体用何种药或多少药、何时换药或停药等问题。②转化检验医学能评估患病风险。这种基于个体基因差异而进行的疾病预测和评估，就使得对疾病的预测、预防和诊疗更有针对性。

2加强转化检验医学人才的培养

转化医学理念要求多学科、多专业交叉配合、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检验人员树立转化医学理念，积极学习本专业和其他专业的新知识，具备“基础-检验-临床”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开拓创新与转化应用并进，推动转化检验医学的快速发展。因此，培养高素质的转化检验医学人才迫在眉睫。应以患者为中心，以转化医学理念为指导，依据科室技术梯队的建设需求，积极培养高素质的转化检验医学人才。

2.1做好转化检验医学人才培养的长期规划与重点做好长远规划，建设好培养复合转化型人才的坚实平台，逐渐建成人才梯队［6］，规划好各级人员的培养重点。①对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人才，实行双向目标管理和动态管理，鼓励他们以转化医学理念为指导，积极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新技术和新项目的攻关;②对高级职称的人员，发挥其技术和经验的优势，面向转化医学方向，开展新项目和科研课题，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③对中、初级职称的人员，重点进行专业知识和转化医学的培训。

2.2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检验医学为临床提供可靠的诊治依据，转化检验医学指导对疾病的用药、评估与预防，直接服务于患者与临床。因此，检验人员应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谨认真的作风与团结协作的精神、强烈的责任心和全心全意服务精神，并时刻以医学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做到爱岗敬业、吃苦耐劳。通过加强医德规范和学习先进事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

2.3加强培养质量控制意识之前医学检验质量只要求满足临床需求，为患者和临床提供及时、准确和可靠的检测结果。而转化医学模式下更强调对疾病样本库、标志物、预测和个性化医疗等的研究，对医学检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才能为基础和临床间的相互转化提供质量保证，才能为疾病的及早预测和个性化诊治提供质量保证，这也是转化医学的具体要求之一，没有高质量的医学检验就谈不上高效率的医学转化。因此，必须加强对疾病样本库、标志物和检测数据库的研究，对检验前、中、后的全过程，包括从医师开检验单到患者准备、标本采集、标本运送、标本处理、标本分析及结果处理，直至签发报告与反馈，都要进行高效的质量控制，认真做好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持续提高检验质量［8］。加强医院实验室与各相关科室的相互沟通与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检验医学的质量保证。全面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以提高检验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以更高的检验质量满足转化检验医学的发展需求。

2.4加强转化医学理念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检验人员要积极参与转化医学的理论培训和平台建设，持续提高专业素质和多学科知识学习，这是转化理念发展的基石。不仅要有过硬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更要有严格作风、严谨态度和严密组织。重视继续医学教育，鼓励各种在职培训和学历学习，鼓励多学科知识、转化理论的学习，开展多科室间专题讲座，参加医院内外的继续教育学习和外出进修学习，建立转化医学教育考核制度和档案，以满足医院发展和医教研工作的要求，更好地适应转化模式下实验室和临床医学的发展。

2.5加强新技术的掌握与应用随着基础医学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检验医学领域中的新技术也不断增多，化学发光技术、电化学发光技术、流式细胞术技术、基因芯片技术、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床旁检验技术等不断应用于临床，作为检验人员要适应检验医学的发展，接受新技术，不断学习掌握最新技术，并积极将其转化与应用到临床中去，为丰富转化检验医学作出努力。

2.6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有创新才有发展。开展科学研究，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转化医学基本特征是多学科交叉合作，将基础研究与临床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疾病预防与诊疗技术，使基础研究实现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转化过程。学会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查阅文献资料，设立科学假设和科研题目，并进行实验设计和科学论证，最后得出科研成果和经验。转化医学的实现需要有综合性团队共同完成，实验成果转化研究的关键是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构建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转化平台，加强学科整合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合作。在转化医学模式下检验人员应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积极参与临床科室的科研工作，不断促进双方技术的提高与转化，通过合作加深与临床协作，提高检验人员科研意识和水平，更好地完成科研工作。

2.7重视信息化管理，促进信息的交流与转化医院信息化可加强医院各科室间的有效、快速连接与转化，提高医疗、科研、教学、后勤等管理水平。检验科信息管理系统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医院的其他应用系统实现无缝衔接，使检验信息真正实现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检验数据与临床病例紧密连接与转化，利于统计分析与科研转化，更好地为转化检验医学服务。